1925年，去了一趟苏联，而正是这趟苏联之旅，却打破了他之前对苏联的一切美好幻想。
要知道，从五四时期走来的知识分子，多秉持传统自由主义思想，更遑论徐志摩这样一个英国式自由诗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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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趟苏联之旅之前，徐志摩对苏俄革命有着浪漫式的同情和赞美，甚至对于导师罗素的（罗素在1921年访苏之后，态度由支持苏联转变为批评苏联）转变，还特意写文章批判。而在1924年列宁去世之后，徐志摩还写诗、文章悼念，盛赞苏联，觉得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可是这一场苏联之旅，让他的态度彻底转变，留下了振聋发聩的血海论—而多年之后，当苏联在一次次运动之中民怨益甚，在所谓的理想之中彻底迷失血海论被反复提及。血海论也在让我们见识佩服诗人的敏感认知同时，不禁思忖警醒理想、代价的的逻辑关系。
时间拨回到1925年的三月，当时的徐志摩在国内深陷舆论的漩涡他与陆小曼的恋情闹大了，舆论压力巨大。而为了避风头、躲闲话，显然出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加之在当时徐志摩与泰戈尔约定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相会，一起游历欧洲。去欧洲也就成了一个很好的选择又有晨报等媒体出钱希望他写一些旅途通讯，所以啊本就对苏联有好感的他、选择途经苏联，前往欧洲，也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路线。
可是当他踏上苏联领土的那一刻，现实的重锤却纷至沓来。在赤塔的火车站上，徐志摩看到了三四岁到五六岁的小孩围住了游客纷纷讨钱、讨吃的一幕，即便是成年男女，也是衣衫褴褛，目光呆滞。他不禁发问这里的人们难道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吗？一个正常的社会当然是知道的。可问题是，这个社会要是不正常呢？
如果说赤塔地区的贫穷和群众的麻木不仁已然让徐志摩内心感到了反感。而在莫斯科看着街面上的泥泞不堪与贫穷的人民，以及奇高的物价则进一步加深了徐志摩内心的反感，尤其是当伴随着恐怖黑暗，残酷的运动浪潮之下知识分子处境的窘迫以及传统文化的自由精神被压抑、艺术也彻底沦为一个政治宣传的喉舌之时（他去会见了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以及托尔斯泰的女儿、见到了知识分子窘迫的一面；拜谒了契诃夫墓和克鲁珀特金墓——然而他们墓园中墓倒地，栏杆被砸的情景却犹如利刃，而在苏联列宁墓看到那个血色的地球模型之时的终于梦醒），徐志摩最终有了基于人类本性否定自己之前看法的自我判断——血海论。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着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可是当一个理想需要漠视他人生命、需要以当前的人为代价，那么他通往的也必将是被称作天堂的地狱。因为如果认为当前的人不重要，那么未来的人也不会重要。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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